前言

1992年，中国足球队同韩国足球队在吉隆坡激战，开场仅9分钟，韩国队就进了三个球。

此时，坐在家中电视机前观战的伍绍祖，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突然，电话铃响了，伍绍祖没察觉到。响到第三声时，他才接起来。电话那头随即传来了江泽民的声音。

这通电话聊完后，伍绍祖当晚就写了一篇社论……

伍绍祖：我的三位人生老师始终指导着我的行动

伍绍祖经常对身边人说：

“我的三位人生老师，对我的帮助极大。胡耀邦是我的思想理论老师，王震是我的政治老师，张爱萍是我的工作老师。”

在那个动乱年代，时任全国学联主席的伍绍祖。被下放到河南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那里他遇见了同样被下放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俩人很有“缘分”，被分在了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

多日的相处下来，伍绍祖被胡的思想、知识、精神等方面所打动，很快成为忘年交。作为后辈，始终记得胡对他的教诲：

“你这个干部子弟不错啊，劳动能吃大苦耐大劳，但是你思想上艰苦奋斗不够，马列的书读得太少，历史知识懂得不多。很多问题想得不深刻，你就去发表意见，这样不好。”

此后，伍绍祖不光记得教诲，还全力付诸于行动。

1972年，伍绍祖被分配到王震那里当秘书。期间，王震从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升任副总理。在王震这位“刚正不阿”的老革命言传身教下，伍绍祖习得一身正气。

在伍绍祖看来，王震是个非常有个性的老同志。不但政治立场坚定，而且对革命对人民是无限忠诚。王震曾对伍绍祖说过，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也要去干！

一次，伍绍祖陪同王震去看望聂帅。谈话中，伍绍祖彬彬有礼、谈吐不凡的样子引起了聂帅的注意。

聂帅很热情地询问伍绍祖的学习经历。当得知他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理论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时，聂帅很是惊讶，旋即转头对王震说，现在国家这么缺乏人才，秘书好找，研究生可太难找了。

王震听出了聂帅的意思。此后，王震就开始寻思着给伍绍祖安排个能发挥他高学历水平的地方。

1975年初的一天，王震带着伍绍祖去拜访刚复出工作的张爱萍同志。张爱萍在得知伍绍祖是高学历人才后，也发出了与聂帅一般的感慨。他对王震说：

“你怎么用研究生当秘书呢？人才可不能这样浪费！”

王震笑着说：“那你给安排个地方呗！”

张爱萍点点头，说：“那你让伍绍祖同志到我这里来吧。我这里需要他这样的高学历人才。”

就这样，伍绍祖于1975年7月1日参军，被分配到主管原子能事业的司令部二局当参谋。

在工作之前，张爱萍叮嘱他，要多多向老同志学习，向实践学习。

1975年11月，伍绍祖被诬为张爱萍的“黑高参”的同时，也被动员揭批张爱萍的“罪行”。可是，伍绍祖风雨不动安如山。

“四人帮”被粉碎后，张爱萍重新出山。伍绍祖如虎添翼，凭着他的正直、学识、勤勉、开拓的品质，很快相继被提拔为副科长、副局长。当时的局长缺编，实际主持全局工作的担子就由伍绍祖挑起来。

不久，当中央军委决定军队要全面支援地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作为核工业负责人的伍绍祖，当即向国防科委的领导写了一封信：

鉴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后发制人自卫还击，我们只要拥有核武器就有威慑作用。

因此，建议我们在核工业发展上高、精、尖上下功夫，对那些重复建设，及准备建设的核工业设施要适当的关、停、并、转。

这封信很快转到分管国防科委的张爱萍手中。他马上批示：此建议很好，要认真研究具体落实。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主要力量转移到民用上。

一次，张爱萍在听取伍绍祖关于“保军转民”的工作情况汇报后，当即提笔写了一首诗：

“原子核能不可怕，科学技术驾驭它，广泛应用力无穷，为民造福振中华。”

1982年，国防科工委成立。在组建领导班子时，张爱萍采取了“群众推荐”和“组织审核”相结合的办法。

在二级部领导的选票中，时年43岁的伍绍祖获票最多。张爱萍却建议把他列入科工委副主任上报。

就这样，伍绍祖由副师职跨越正师、副军、正军三个台阶，直接被提拔到了大军区副职的位置上。

自从伍绍祖走到科工委领导的位置后，同张爱萍的接触就更多了。常常直接受命或者汇报工作。有人就说了：“伍绍祖是张爱萍麾下的一名得力干将！”

其实，更贴切地形容是，“伍绍祖更像是张爱萍的高参。”

1984年1月8日，伍绍祖就加快建设秦山核电站一事写信给张爱萍。

秦山核电站原是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批准的一个项目，可是从1970年立项起，由于种种原因，到了1984年还未正式建设。

周总理在世时，曾先后三次听取关于核电站建设的汇报，并十分关心地作了具体指示，希望该站早日建成。

作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伍绍祖，平时就对此事很上心，到了1月8日周总理逝世八周年之际，更感到如火烧身。

给张爱萍写的信中，伍绍祖用大量篇幅去讲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在其中一条中，截取了这一小段，如下：

“今天是敬爱的周总理八周年祭日。大约十年前，正是周总理亲自批准建设这个项目的。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至今未竟他的遗愿，真是愧对他老人家。今后要发奋努力，以追来者。”

张爱萍看完后，批示：“我完全同意！”

随后，带着张爱萍批示的信件，转到胡耀邦那里，他也作了批示：“我是完全同意张部长的指示。”

就这样，秦山核电站被列入了中大型项目名单。自此，秦山核电站才正式跃马向前。

当有人称赞伍绍祖这一信之功时，伍绍祖总说：

“我一直牢记着张爱萍的那句名言‘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这句话现在是我的座右铭！”

1985年，伍绍祖升任为国防科工委政委。1988年10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伍绍祖观看中韩球赛时，接到了江泽民打来的电话

1988年12月29日，伍绍祖正式调任国家体委主任。

话说，在共和国过去36年的体坛历史上，有贺龙元帅、王猛将军担任过体委主任的记录。但是，把一个科技将军调来当国家体育总管，而且从未听说伍绍祖有什么体育专长和对体育的特殊爱好，这令人们不禁愕然。

面对这些发问、疑惑，伍绍祖却平静无常。在第一次参加的体委办公会上，伍绍祖说：

“我来体委工作是中国体育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历史不是从我开始的，也不会到我结束。我是接力中的一棒，这一棒我努力跑好。”

即将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作为主要负责人的伍绍祖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他又会怎么做呢？

当负责亚运会的领导干部向伍绍祖汇报情况时，针对繁重凌乱的任务，伍绍祖幽默地用打比方的方式来指导工作。

他说：“很简单，就像包饺子，应该先备馅，而不是先擀好皮再去买肉、买菜、剁馅料。”

在亚运会开幕之前，伍绍祖先后组织了多次“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就如同进行导弹发射前的演练一样。江泽民将其称之为“热运行”。经过三次大的“热运行”，消除了不少大小隐患。

1990年9月22日，是亚运会开幕之日。谁也没想到，期间竟出现了四个重大紧急问题，若是处理不好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一、上午11点，北京发生了4级地震；

二、气象台预报北京地区傍晚还有雨；

三、科威特代表团在准备参加开幕式时，因国内遭伊拉克入侵，运动员全部臂戴黑纱，以此抗议；

四、伊朗代表团提出，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式，不能由女士举国名牌；

事情发生后，指挥室值班人员赶紧上报。伍绍祖得知后，当机立断，下达了四项指示：

一、关于地震问题，要再问一下地震台，下午还有没有余震。即便有，也不能影响开幕式，采取相应的疏散措施就行了；

二、关于傍晚下雨的问题，就是下刀子也要照常进行；

三、伍绍祖亲自派人立即到科威特队，除了对该国受到侵略表示同情外，要劝其以大局为重，不要在开幕式举行任何活动；

四、同意伊朗的要求，马上予以换人。

就这样，亚运会如期隆重开幕。亚运会圆满落下帷幕之后，钱学森专门写信向伍绍祖表示了祝贺。

1992年，中国足球队和韩国足球队进行比赛。开场才9分钟，韩国队就进了3个球。这每个球都像是重重地砸在了伍绍祖的心上。

这时，电话铃在不停响着，还沉浸在球赛的伍绍祖没有注意。等他接起来后，才知道是江泽民打来的。

“是绍祖同志吗？”

“啊？是江总书记！”

江泽民说：“刚才的足球看了吗？我边看边想，考虑了不少问题……”在电话里，江泽民说要重视运动员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这通电话打了十多分钟，江泽民着重强调，我们的足球发展，不要着急，有十年的时间赶上去就不错了。另外，我们的足球要进行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作为体委总管，伍绍祖对江总书记关心体育工作感到很高兴，他表示一定会加快改革的步伐。

当夜，伍绍祖根据江泽民的讲话指示，写了一篇《胜不骄，败不馁》的社论，打算发表在中国体育报上。

针对中国足球的深度改革问题，伍绍祖很快地概括有10个方面的问题：

“体制问题、机制问题，赛制问题，训练问题，管理问题，后备力量问题，环境问题，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对外交流问题，规划问题。”

之后，伍绍祖经过实际考察和调研，想着把中国男足从国家体委机关分离出去，与社会结合，走自创自养的道路。而国家体委只是从政治上把把关，经济上给予少量补贴。

对此，有人强烈反对：“胡闹！简直是胡闹！”但伍绍祖却不理睬，断然拍板：“学小平同志，不要争论了，足球队的问题，就这样定了。”

自此，把中国男足推向了走产业化的道路，为体坛注入了一股清风。

1996年2月4日，在哈尔滨举行了第三届亚洲冬运会，江泽民亲自前往宣布开幕。会前，伍绍祖向江泽民就汇报了体育工作的“四个基本”。具体内容如下：

“一、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增强人民体质；二、体育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三、体育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坚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集约化的发展；四、体育工作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江泽民在随后的讲话中，提及了开展体育活动的方针，表示伍绍祖的意见，他是完全赞成的。今后就按照这“四个基本”方针去做。

伍绍祖对不知“三个代表”内容的基层，进行批评教育

伍绍祖被免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伍绍祖说，中直机关在党的事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他上任一个多月，就代表中直工委到贵州主持《中直党建》信息工作会议。会议间隙，他到贵州的部分大公司视察，调研考察基层党建工作。

这天，他问一个党组的负责人关于“三个代表”的学习情况。对方说，学得很不错，天天在学。

伍绍祖从对方的夸张语气里，觉得他说话不实在。于是，问道：“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什么？

对方愣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头头道道。

伍绍祖很生气地说：

“一个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连‘三个代表’的内容都不知道，他能代表什么去工作呢？”

途中，伍绍祖路过一个村庄，他突然让司机把车停下来，自己走到农民家里，与老百姓交谈，仔细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这次的出行，是收获满满的。

伍绍祖在不同的岗位上，所作出的成绩是群众、同事有目共睹的。他的功绩卓越，做任何事都从国家利益、老百姓利益出发，是人民爱戴的老领导。

2012年9月18日，伍绍祖因病逝世，享年73岁。